伍渭文牧師 – 轉輓歌為讚美詩

講題:轉輓歌為讚美詩 Turning Elegy to Hymns

經文:約翰福音12章23-24節;詩篇116章15節

講員:伍渭文牧師

場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

日期:2012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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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極其寶貴。」詩116: 15

「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3, 24)

「挽歌與讚美詩」是島子應邀在本屆崇基基督教文化節展出其聖水墨作品的主題。有同事提醒我挽歌的寫法錯了,繁體應該是輓,簡體才是挽,可能是島子原來的簡體沒有完全轉換成繁體。我說:沒有錯。輓是牽引靈車,行在前面,為靈車引路的車。而挽是扶靈,挽歌是扶靈時詠嘆永訣,哀傷惜別的歌。失去親人摯友,甚至失去家國,我們都會以詩章抒發哀傷,聖經就有耶利米哀歌。有時我們立碑來紀念失去的親人,不少國家都建有紀念碑,紀念在巨大災難中離世的人,日本廣島原炸紀念碑、紐約世貿原址(Ground Zero) 911紀念碑,刻上遇難者的名字;這些紀念碑是無聲的挽歌,不單紀念離世的人,也銘誌發生過的事情,從中得著教訓。

但失去至親,也不一定有機會為他們唱挽歌和立碑。天安門的母親至今還不能公開哀悼失去的兒女,為四川汶川地震收集死者名字的維權人士,長期被監控,甚至下在獄中。錢理群寫的「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就是為反右運動和三年大饑荒死去的千萬同胞唱挽歌,拒絕遺忘。在該書書背寫上:「反右運動和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六四,一起成了被強制遺忘四大禁區。巴金先生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如果真要吸取歷史教訓,打開歷史死結,應該建立四大博物館……而反右運動研究是一個開結、解扣的關節點,因為歷史正是從這裡開始的。……本書是這一代人留給後人的一份”遺言” :請記住這一切!而且這幾乎是當下中國唯一能做的事了。」

島子解釋的聖水墨畫「挽歌與讚美詩」主題時,就題到一幅紀念林昭的畫,推譽她為中國基督教之聖女;無獨有偶,多年前也是崇基基督教文化節的特邀講員余杰弟兄,也在講道中提到在林昭。林昭是誰?為何內地的信徒都以她為表率,推崇她是聖女、殉道士?

林昭1954年以江蘇省第一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並為校刊及《北大詩刊》編輯。1957年在北大張元勳響應中共中央的鳴放號召,貼出大字報引發大辯論,被誣為右傾反革命煽動。林昭公開反對那些上綱上線的批評,為張元勳等人辯護連坐獄中,但她堅持真理,不肯就範,被殘酷對待,最後遭槍決,終年三十六歲。當整個民族幾乎都陷入盲從、迷信和狂熱的時代,她沒有停止獨立思考,反對毛澤東的錯誤和指出他的危險。她以血為墨,以白床單為紙,寫下了大量的血書。她流自己的血,卻以悲憫之心對那些親手殘害她的人對他們說:「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在接觸你們最最陰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罪惡核心的過程中,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的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唱挽歌不單拒絕遺忘,拒絕從時間中消失;唱挽歌也是拒絕信仰從空間中隱蔽,讓信仰走向公共空間,敢於面對不公義的勢力。公開哀悼唱挽歌是對離世者的懷念和尊重,當死者的死和暴政有關時,唱挽歌就是對不公義的政權的一種控訴,令當權者感到不安。有人說信仰是個人的,屬於私人的領域,反對和公共事務或政治連在一起。也有人說:我支持某特首參選人,因為在祈禱中上主感動我。但當我們讓信仰進入公共空間時,我們就不能單以個人的感動去考量了,我們應該以參選人的品格、能力、政綱在公共空間作理性討論,因為選特首不是個人的事,是公眾的事,是政治的選擇。

不錯,信仰是個人的,對上帝的信仰他人不能越俎代庖,上帝祇有兒子,沒有孫子,你爸爸信主不等於你也信主,每一個人都要面對上帝,其他人不能替代你,猶如每一個人單獨面對死亡,沒有人可以替代。在上帝和死亡面前,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但個人的信仰不等於私人的信仰。到上帝面前憑信心,用信心接受白白的恩典,信心是個人的,但因著感激上帝的救贖大恩,我們到人面前就顯出愛心,愛心使我們的信心活潑奮進,愛心是關懷眾人的利益,所以信仰是個人,又是公共的。

其實我們每次崇拜誦念使徒信經,就表明信仰的公共性:「……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因聖靈感孕,由童女瑪利亞所生,在本丟彼拉多手下遇難,被釘於十字架……。」波希米亞(捷克)的信徒對信經出現彼拉多,每主日認信時提他的名字很不開心,認為他是切頭切尾的機會主義政客,把羅馬帝國引以為榮的法律正義放在一旁,屈從民粹,寧可釋放大盜巴拉巴也不釋放耶穌,還公開洗手表明這事與他無關,割切和猶太人領袖們的關係,把耶穌釘在十架。信經提及彼拉多,表明耶穌怛然面對俗世政權,面對巡撫彼拉多–羅馬帝國在巴勒斯坦的代理人。

彼拉多審問耶穌:「你不對我說話嗎?你豈不知道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把你釘十架嗎?耶穌回答說: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約十九10, 11) 耶穌肯定彼拉多的俗世權柄,但又同時把這俗世權柄相對化。凡權柄都來自上帝,參與政治,就是回應上主的召命,作上主的工作。肯定俗世權柄,就不會陷在無政府主義、虛無主義中;把俗世權柄相對化,同時也不會陷在國家至上的極權主義中。信經提到在彼拉多手下遇難,不單指出信仰具歷史性,也有公共性,這是道成肉身的信仰,走在時間中,顯在空間裡。

教會群體應努力參與建構公民社會,福音信仰若不深入公共空間,不滲進公共價值,便會與生活脫節,讓扭曲人性的價值像溫水煮青蛙般繼續扭曲人性。當信仰遠離公共論壇,當公共空間充斥著俗世的思想,自我主義、消費主義成為理所當然,顧客就成為上帝;狹隘的群族主義,排外的蝗蟲論隨之而起。「當彼岸的光微弱黯淡,此岸的黑暗就被奉為無限光明了」。基督徒要為所居住的城市守望,履行公民責任。柏拉圖早就說過:良善的人若對政治冷漠,就要給比自己差的人管治,作為懲罰。(The penalty that good men pay for not being interested in politics is to be governed by men worse than themselves.)

挽歌怎樣逆轉為讚美詩呢?挽歌哀慟人世間的苦痛,但地上的挽歌怎能逆轉為天上的讚美呢?挽歌能逆轉為讚美詩,因為基督為我們獻上了挽回祭。今天福音經課:「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3, 24) 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他吸納所有的詛咒和仇恨,並為迫害自己的人祈禱:「父阿!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路23: 34)使我們與神和好,也彼此和好。沒有挽回祭,挽歌便停留在悲情、控訴、仇恨中。基督的復活,打開了密封的世界,死亡是跨進永恆世界的門檻。基督的再來和最後審判,使我們明白正義終會得勝。「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基督不單自己像麥子,落在地上,死了,帶來新生命,而帶來的新生命,又像麥子,落在地上死了,帶來新生命。

倫敦西敏寺大教堂門前1998年安放了十位近代殉道者的塑像,他們來自不同地區,不同信仰傳統,但都是基督挽回祭的結出的子粒:

潘霍華(Deitrich Bonhoffer), 德國牧師、神學教授,1945年被納粹處決。他在大戰爆發時,離開美國如日方中的教學事業,回到納粹德國,牧養群羊。「我若此時不回去,以後就失去他們聆聽我的權利了。」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美國浸信會牧師,著名人權鬥士,1969年被狂徒暗殺。 麥美倫。高比(Maximilian Kolbe) ,波蘭聖方濟修士,曾往日本長崎宣教,二戰爆發時被關進奧斯威辛(Auschwitz) 集中營,常常分享食物給營友,自願代替一位陌生人被處決。王志明(Wang Zhiming), 中國雲南牧師,1973年文化大革命時在萬人大會上被批鬥處決。還有其他六位感人的現代殉道士,不一一細說了。

他們的塑像是無聲的讚美詩,守護著西敏寺大教堂,他們比安葬在教堂裡面的君王、顯赫詩人、偉大的科學家更令我們景仰。這些塑像每天吸引著前來西敏寺大教堂參觀的遊客,但有更多的子粒,落到荒野邊疆,高原山嶺,在那裡不為人所知,默默開花吐穗。著名作家廖亦武的「上帝是紅色的」最近熱賣,這書是作者在雲南山區紅土高地訪談三百多基督徒的記錄,其中很多個案感人勵志,我是在一個電台晚間的節目聽到的,兩位主持都沒有宗教信仰,但都深深被其中的個案感動,也令作者深受感動。作者在自序中說:「在我寫過的300多個底層人物中,已經有不少去了天國。生命和歷史在流逝中,可星星點點的記錄卻經過我的手留存下來。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曾一再鼓動我“與亡靈共舞”(亡靈指六四死去的英靈),我“共舞”過了,但舞得非常悲傷,非常孤獨,甚至非常絕望。唯有這些宗教前輩的永恆靈光,讓我偶爾翻涌的底層酒徒的自殺沖動得以緩解。」這些埋在地下的子粒,透過作家的筆觸,進入公共空間,在大氣電波被人談論,他們無私的見証,被人用來比對中國大陸當今唯利是圖、虛假、虛榮的社會氛圍,他們讓彼岸的亮光,射進此岸的迷霧,叫我們看到盼望。

我想    「上帝是紅色的」不單是書,也是一本讚美詩。這些信徒,行經苦難,轉挽歌為讚美詩。

「在耶和華眼中,看聖民之死極其寶貴。」詩116: 15

「人子得榮耀的時候到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3, 24)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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