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生教授 – 尋根:歷史的叩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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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尋根:歷史的叩問 In Search of Roots:Knowing our Past

經文:使徒行傳21章37-40節,22章1-5節,路加福音8章11-15節

講員:梁元生教授

場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

日期:2016年6月26日

  • 引言

今天要和大家思考的題目是“尋根”,意思是尋找歷史,尋找自身的歷史。緣起是校牧許開明牧師帶領的“尋根團”正在華東地區訪問尋根。許牧師和團友們大概明天才會囘港,原來他想邀請崇基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教授作為今次主日崇拜講員,可惜邢教授不能抽身,故此問我能否擔此重任。臨危受命或隨時替補,以往在伍渭文牧師擔任校牧時期,我也是常常會做的。時間雖短,我也欣然答應了。我要講的題目也是從許牧師這次帶領的“尋根團”或“尋根之旅”變化出來的。我期待許牧師會在不久之將來向我們報告這個“尋根之旅”的經過和感受。今天我只是想借著這次“教會大學尋根之旅”作爲引子來談談“尋根”對基督徒的意義。今次的“教會大學尋根之旅”由崇基校牧帶同一批崇基人—-崇基校友,崇基教員,崇基學生及崇基禮拜堂會友,前往蘇州,南京和上海去考察,主要是重訪往昔幾間教會大學的遺址,包括以前是東吳大學的蘇州大學,以前是金陵大學的南京大學,前是金陵女子大學的南京師範大學,他們到了上海,也希望多了姐一下以前是上海聖約翰大學和上海滬江大學而現在是華東政法大學及華東理工大學的一些情況。他們訪問這些大學,尋找舊時教會大學的遺跡,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崇基學院和這些教會大學有著很深的淵源和發展的關係。一九五一年崇基學院在香港創辦,至今已有六十五年。但它的開辦,是和整個中國動盪的政局以及大學和高教的改組息息相關的。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共產黨執政,對西方國家,對資本主義,對傳統文化,對基督教都嚴厲批評和表示反對。原來由基督教創辦的十三所教會大學都面臨解散或改組的命運。許多大學後來併入國立或省立的大學,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現,如燕京大學併入了北大,嶺南大學併入了中山大學,金陵大學改組成爲南京大學, 金陵女子學院改爲南京師範大學等等。

而一些教會大學的校董、教授、老師和職工,在那革命和動亂的年代,也只有離校他往,另覓生計,或者遷居港臺,以避共產統治。崇基學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辦的。三位主要的創辦人:當時的聖公會主教何明華會督(Bishop Ronald Hall)是其中之一,其餘兩人:崇基創校校長李應林博士,是廣州嶺南大學解放前最後的一位校長,崇基校董會首任主席歐偉國,曾經肆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是上海先施公司總經理歐彬之子, 回到香港之前曾經擔任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校董。1949年後崇基學院在香港的籌備和成立,是這三位元老和其他的同道人,特別是香港基督教會領袖,協力合作的成果。許開明校牧和其他崇基人前往上海、蘇州和南京去考察和尋訪,是希望透過歷史記憶,透過重新認定崇基的“機構身份”(institutional identity)或“團體身份”(corporate identity)的過程, 去肯定以往的中國教會大學對崇基學院的影響和貢獻,明瞭崇基歷史的源頭和根由。一般認爲,如果我們對一家公司,一所學校,或一個團體的歷史知道得越多,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會越強;故此,現代許多大企業也都會設立公司檔案部門,希望員工從歷史和過去中培養對公司或企業的忠誠和熱愛。我們回望過去,叩問歷史,為的是從過去中明白現在的由來,對自己的身份多一些瞭解。然而,作爲基督徒,我們卻常常對回望過去和叩問歷史存著一種懷疑的態度, 甚至有些學者說基督教有一種“非歷史”(ahistorical),甚至是“反歷史”(anti-historical)的看法。

  • 誤解的由來

基督教是“非歷史”或“反歷史”的嗎?當然不是。不然,從基督教角度寫的歷

史書何其多,或者單單寫基督教歷史的書也是汗牛充棟,多如牛毛。你只要到崇基牟路思怡圖書館去轉一轉,就知我所言非虛。問題是:許多基督教開辦的教會學校, 甚至許多基督教會,大都不知其自身的歷史,大部分信徒也對其身処的學校或教會的由來,也所知甚少,或一概不知。除了缺少歷史感,也少有探問歷史的精神。對個人,對群體,對單位,對機構的過去,沒有探知的衝動。

這種態度可能源於對基督教神學的一點誤解。在新約聖經,特別是保羅書信中,明顯地強調下面的幾個資訊:

首先,信徒對信仰生活的態度,是“向前走”和“莫囘頭”的: 在路加福音第 九章 六節中, 路加記下耶穌基督說過的這句話:“凡是手拿著犁往後看的, 不配進上帝的國。”保羅在寫信給以弗所及腓立比教會的基督徒時,也多次強調:“要忘記過去,努力面前,向著標杆直跑,為要得著前面的獎賞。”再者,保羅又用了“老我“和“新我”(或“舊人”和“新人”)的比喻,説明“悔改”與“重生”對基督徒人生的重要性。保羅說:“要脫去舊人,穿上新人”, 生命因而改變,“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過去,舊事,歷史—似乎不值得留戀,基督徒的人生,應該是迎接新生,努力前行,不由舊事舊人拖累的。這種對立性的思維,把“新與舊”,“過去和現在”作出截然二分的對立性看法,做成了一般基督徒對過去,對歷史,等同或相近於 “舊人”或“老我”,從而引起一種負面的或冷淡的態度,不願探知,也不願處理,只求棄舊而迎新,只想前瞻而不屑回顧。在我們學術圈中,曾經對“現代化”的概念及其與“傳統”的關係,也有過同樣的糾結。有一陣子幾乎所有研究現代化的學者都把“現代”和“傳統”置於對立面,認爲傳統是負累,需要拋開,需要割切,需要揚棄,才可以走向現代,走向未來。但到了今時今日,學術圈內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認爲傳統和現代不應對立,也不需割切,兩者是立足在同一條綫上的,時間上有前後,階段上有次序,但二者仍有緊密的關係,傳統中帶著現代,現代中留有傳統,二者是“發展”而非“對立”的關係。就如同我們的生命,它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也是在同一條發展線上,環環相扣,節節相連,沒有已往,也就沒有今日,遑論未來。今日讓我們重新檢視我們對歷史的態度,對往昔和將來,對傳統和現代,對新人和舊人的關係,作一反思。

  • 從保羅的歷史說起

如果基督教神學真的有一點“非歷史”或“反歷史”的傾向,而那傾向是受了保羅的

的影響,那麼,容許我們從保羅自身的歷史看看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的確,保羅十分重視“悔改”和“重生”的經驗,也鼓勵信徒“忘記過去,努力面前”,“脫去舊人,穿上新人”。然而,他從來沒有忘記自身的歷史。他對自己的出身,自己的過去,自己的往跡,自己的家族, 自己的身份,都有著深刻的認識和瞭解。正因為他對自己的過去有深刻的認識,才會對自己的悔改與更新,對自己的選擇和委身,有無悔的勇氣,有理性的解釋,有極大的承擔。

我們知道:保羅是個偉大的使徒和宣教師,是初期教會和基督教神學的奠基者。 一般人講他的生命和工作,都會從大馬色(大馬士革)路上的遭遇和改變為開端:以往的事是掃羅的事,新的一切從保羅的瞎眼和重光開始。但保羅真的撇掉過去的一切嗎?他真的完全拋開自身的歷史嗎?不是的。

讓我們聼保羅說自身的歷史:他說:“我原是猶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數,長在這城裏,在迦馬列的門下,按著我們祖宗嚴謹的律法受教,熱心侍奉神,像你們今日一樣。”(徒22:3)在另外一処,他又提到:他是法利賽人,而且是便雅憫族人,父親是是羅馬人, 很可能是羅馬的公民和官員。

保羅並不強調他的優秀學歷和文化背景。但他對自身的歷史知悉甚詳,對家族的來源也有深厚的認識。從他的自述,我們可以清楚認識到保羅的背景:

他是便雅憫支派的猶太人,如果你對猶太民族略有認識的話,你會知道便雅憫支派源於雅各十二個兒子中的幼子,是約瑟的弟弟,是以色列最為疼愛的。十二支派中,最受寵愛和器重。

他生於大數, 大數是位於敍利亞濱海的大城;保羅少時在這城市長大,至少生活過六年之久,再到耶路撒冷受教育。在大數他會見到來往的商旅,地中海沿岸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故此他可以說希伯來話,也能用當時流行的亞蘭語和希臘文;到了耶路撒冷後,他受教於猶太名師迦伯列,學的是經典和法律。在猶太人中他是高學識一族,是法利賽人,相信神跡,相信死後復活,而不是撒都該派的。他年輕時滿懷基要主義的宗教激情,逼害他認為新教或異教的基督徒,結果是在追逐基督徒時在大馬色的路上遇到大光和主的使者,因而眼睛失明,生命改變,成為主的跟隨者,後來更成為初期教會中最出色的神學家和宣教師。

  • “尋根”的思考

我們尋找保羅的家世,叩問保羅的歷史,為的是從保羅的“根”談到纏繞我們當代基督徒面對的幾個大問題:這幾個問題包括:

  • 血緣與民族:

從血緣或血脈的根來看保羅家世,毫無疑問,他是個正統的具備支派優勢的猶太人。他又接受最嚴謹的宗教信仰的薰陶和訓練,對種族和傳統有深刻的認知和瞭解,能夠用希伯來話講道和誦讀摩西五經, 連當時在亞歷山大的著名猶太學者斐羅(Philo)也無法做到的,所以說保羅是個學童純正,背負道統,如假包換的猶太人。從然在他接受基督之後,猶太的原教旨主義者皆認為他已經背棄了猶太的正統,但他並沒有離棄他的民族,反之,他對他的民族有真正的承擔, 努力讓他們認識基督彌賽亞與其民族傳統的關係。最為重要的是,這個血統純粹和受到傳統深刻訓練的猶太人,卻成了為主在外邦人中工作最得力的宣教師,顯出上帝並不把“正統”和“外邦”放置在一個對立面上。請告訴我,誰是猶太人?誰是便雅憫的後代?誰是希伯來文化的傳人?請告訴我,誰是中國人,誰是皇帝的後裔?請告訴我,誰是香港人?五千年來你的家是否一直居住在新界?請告訴我,悄悄地告訴我,不要喧嘩。

  • 社會和國家:

從家國情懷或國族的根去看保羅的國民身份,情況就有點曖昧。因為在他出生之時,猶太人已經沒有自己的國家。它環保持的是分散在各地的猶太人社會或社區。至於保羅,他的國民身份是羅馬人,羅馬的公民。他的父親曾經擔任過羅馬的官員,而這個身份使到保羅後來在被關押和審訊時得到一些優待:羅馬公民的身份是不少被統治的猶太人所欣羡的,正如香港在長期英國殖民地統治的時代,也有許多中國籍的港人用盡方法,希望入籍成為英國公民一樣。

  • 文化和教育:

保羅是羅馬帝國的公民,但不以自己是猶太人為恥,他的文化的根,牢牢地建立在猶太文化的土壤上,身為羅馬公民,但他反而努力學習猶太人的文化,篤信猶太人的宗教,成為一名有教養,有學識,有抱負的人。他對語言的運用(希伯來,希臘,亞蘭)有傑出的能力,他對法律,條文,規矩,傳統,又嚴格的訓練和深刻的認識,口才便給,論辯滔滔,是耶路撒冷名師迦伯烈的弟子。在香港,我們也有同樣的機會,從大數到耶路撒冷,從香港到另一個大城(倫敦,新加坡,北京,上海)去學習,去接受嚴謹的文化和學術訓練,為的是充實自己,豐富學識,加強能力等,都是可以的。然而,五倫國籍為何,也可以保持自己中國人,甚至香港人的身份,成為自己文化的代言人,像保羅一樣。

  • 信仰與生命:

尋根,保羅從便雅憫支派和猶太人的歷史,而我們則從中國個各民族源流中去尋找我們的血脈之根;,保羅的文化之根, 可以從大數,從耶路撒冷,從迦伯列的教誨去知悉,而我們的文化,則可以從中國的儒家傳統,也可以從香港的社會教育等方面去瞭解一二,但尋根中至為重要者,是尋找生命的根,即是找到可以委身和投放生命的信仰。保羅在大馬色的路上找到了。從此生命有根,不再是浮萍無寄,也不是永遠在追逐的途上。路加福音八章那裡,耶穌說過一個大家熟悉的比喻,就是撒種的比喻。我讀到八個比喻之時,最為震撼的是一句話:“沒有根。”沒有根,神的道也就不會生長,也不會結實。生命沒有根,沒有基督在裡面,一切的在外面的尋找, 包括在血脈中,在文化中及在歷史中的尋找,最終也歸徒然。生命之根,應是我們人生中最首要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