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立中先生 – 當耶路撒冷遇上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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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當耶路撒冷遇上雅典 Jerusalem and Athens

講員:許立中先生

場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

日期:2017年5月21日

當耶路撒冷遇上雅典 (徒17:22-31)

在今天的新約經課,我們比較罕有地看見宗教跟文化的正面交鋒。使徒保羅嘗試跨越宗教、文化,向當時西方世界無論在思想或政制都是最先進的城邦,解釋自己信仰,示範了跨文化信仰對談的可能。

「正統文化」與普及文化

當時希臘大概已經過了她最光輝的日子。真正的哲學大師,都已經成為歷史;留下來的,根據《使徒行傳》的記載,就只有那些拾人牙慧、「只將新聞說說聽聽」的「吹水友」。

事實上,如果我們從使徒行傳十七章開始看,就知道雅典其實並不包括在保羅的「宣教計劃」之內。他們在當時馬其頓的首府帖撒羅尼迦逗留了一段不短的時間,起碼足夠讓他們在當地建立了教會。但保羅有關耶穌的講論,亦挑起了一些誓死捍衛一神信仰的猶太教徒的不滿。

聖經記載那些猶太人招聚市井匪類,聳動群眾反對他們,將收留他們的家庭拉到官府,控告他們違背命令,在凱撒之外另立新王(因基督徒稱耶穌為「主」‘Kyrios’,而那亦是羅馬屬土公民對凱撒的稱呼)。保羅和他的拍檔西拉,唯有連夜離開帖撒羅尼迦,去到另一個城市Berea。

但是到了Berea,他們又慣常地去到當地的猶太會堂,透過日日查考聖經,要證明耶穌是基督,就是那位舊約聖經應許將要降臨的彌賽亞。使徒行傳記載,「他們中間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臘尊貴(思想開明)的婦女,男人也不少。」

但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知道保羅又在Berea傳道,就跟著去,聳動群眾跟他們作對。當地的信徒唯有將保羅送走,留下他的兩個拍檔西拉和提摩太。

送走保羅的人後來輾轉將他帶到雅典。保羅就請他們回去把西拉和提摩太也帶來。

出乎意料之外,希臘的首都雅典,並不是一般人以為那麼高品味文化,「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文化之都。當然那裏仍然有依壁鳩魯學派和斯多亞學派的學士,但保羅在雅典市面看見的,並不是滿街都是咖啡廳、「文化沙龍」,而是「滿城都是偶像」。

表面看來,雅典作為一個哲學之都,跟她「滿城都是偶像」似乎有點格格不入。不過一個城市其實並不是那麼純粹的。譬如我們常說「香港人」怎樣怎樣,deserve 些甚麼;但事實上香港是有很多人,而這些人是可以相差很遠的。可以有吳靄儀,也可以有周浩鼎。

香港是一個相當現代化甚至是「知識型」的都市。在這彈丸之地,就有二十間可頒授學位的高等院校,包括八間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用公帑資助的院校;我們每年在會議展覽中心舉辦最大型的國際書展,並且每次都並非門庭冷落、門檻羅雀,而是大打蛇餅,將場館擠得水泄不通。我們說這足證香港並非「文化沙漠」。

有趣的是書展的主辦機構,是貿易發展局而不是文化或教育局。我們民間最暢銷的作者,是蔡伯勵、李居明、蘇民峰、麥玲玲。我並非看不起勘輿術數,而是想指出,科學技術、理性文明是絕對可以跟占卦算命、民間宗教共存!

「證據」背後的假設

今日講道的題目「當耶路撒冷遇上雅典」,或許會使你聯想到「北京遇上西雅圖」。無論如何,那是代表了兩種文化的相遇和交鋒。其實當我讀到今日的經課,我是聯想到一位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授Cornelius Van Til.

在Van Til 75歲的時候,學術界的朋友為他編寫了一本紀念文集(Festschrift), 書名就叫做“Jerusalem and Athens”.

Van Til 對基督教神學的最大貢獻,是他提出了在哲學或神學上的所謂「前設論」(‘Presuppositionalism’)。他指出任何觀點和論據背後,自覺或不自覺地,其實都有一套想當然的、taken for granted的前設。而在那些被認為是不證自明的、無需討論的、想當然的前設框架底下,任何陳述都可以找到它們的合法理據。

譬如,倘若在你的理論架構已經假設沒有上帝,那麼無論你怎樣推論,都不可能得出上帝存在的結論。因為你已經前設性地否定了這個可能性。當然,如過你已經相信上帝,那麼「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委」。因此,一切的討論或辯論,倘若不觸及那最根本、底層的假設,就只不過是隔靴搔癢,beat around the bush!

根據《使徒行傳》的記載,雅典當時仍然流行的兩個哲學派別是伊壁鳩魯學派和斯多亞派。

Epicureanism: 一般稱之為「享樂主義」,卻非我們今日所謂「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膚淺及時行樂主義;它不但追求肉體的快樂,更強調精神的快樂,譬如交朋友和欣賞藝術這些較高層次的樂趣。他們甚至相信自我慾望必須節制;節制慾望,才可平和心境,而和平的心境可以幫助我們忍受痛苦。

Epicurus 相信Democritus 的原子論,但他並不認同原子的運動受各種自然法則的支配。他認為人死後,靈魂原子離肉體而去,四處飛散,因此人死後並沒有生命。他說:死亡跟我們沒有關係,因為只要我們一日仍然在生,死亡就不會來臨;而當死亡來臨的時候,我們亦已經不再存在。因此死亡並沒有甚麼可怕的。

Stoicism: 創始人Zeno,主張泛神主義物質一元論,強調神、自然與人為一體,「神」是宇宙的靈魂和智慧,其理性滲透整個宇宙。個體小我必須依照自然的法則而生活,融合於整個大自然。斯多亞派似乎比較合統治者的口味,亞歷山大大帝以後,許多羅馬王帝都自稱是斯多亞派。尼祿皇的mentor Seneca、以及二世紀羅馬皇帝Marcus Aurelius,都是斯多亞派的代表學者。

可以看見,任何哲學去到最底層,往往都是無法證實或證偽的推想或假設。因此現代人比較趨向科學的法則,因為科學比較具體和可以精確推算。不過,科學可以推算的往往只是具體的物質世界;要從科學理論推論出道德價值,甚至應該怎樣做人,恐怕之間還有難以踰越的鴻溝。事實上在哲學的層面,科學的範式/代模(paradigm)亦不斷經歷改變。

譬如學院早前辦了一個「何謂生命?」的跨學科對談,講者是物理學、生物化學及分子遺傳學的專家。他幾堂主要的講論,我都有參加。他在演講中,對生命的種種作出了很多客觀的陳述,有宏觀的和微觀的、有機和無機的互動、有序及無序狀態的並存。那次演講,令我記起他早前在神學樓提到Francis Schaffer的一本書,叫做“How should we then live?”

我的問題正是,當一位科學家從他的實驗室回到家中,他先前對生命的研究、觀察和理解,會怎樣影響和指導他的具體生活?抑或一個科學家其實亦只能擘裂於兩個沒有必然關連的世界(學術世界與現實世界),雖然這兩個世界是同樣地真實。

跨文化的信仰對談

回到我們今日的經文。那些伊壁鳩魯和斯多亞派的學士,因保羅傳講耶穌與復活的道,就把他帶到亞略巴古。

Areopagus:是一個地方也是一個議會。在希臘文,pagus 指大塊的岩石;Areo 可能來自山下有一座供奉Areios 的神廟。後來,羅馬人以羅馬戰神Mars 將它命名為“Mars Hill”,因此阿略巴古又叫做「戰神山」。

阿略巴古在古典時期是雅典刑事和民事案件的上訴法院。到了新約時代,大概仍然保留某種議事的功能。雅典人將保羅帶到阿略巴古,大概就是要評斷一下他所發表的道理。

1644年,英國詩人John Milton向英國國會發表了一篇捍衛出版自由的小冊子,就用了“Areopagitica”作為標題: “A speech of Mr. John Milton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sed printing to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意思是按著阿略巴古的古希臘審查傳統,也沒有英國國會當時提出要求事先審查的規矩。

事實上今天我們看電視轉播的英國國會辯論,議員可以隨意起來發言,其他議員即時和應,非常活潑和熱鬧,似乎仍保留了早年阿略巴古的希臘式議會辯論!

透過《使徒行傳》的經文,我們幾乎可以感受到保羅站在阿略巴古發言時的認真和莊重:「保羅站在亞略巴古當中,說:眾位雅典人哪,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鬼神。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門所敬拜的,遇見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之神』。你們所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

基督教信仰認為人比萬物有更特殊的價值和尊嚴,是因為人按著上帝形象被造;費爾巴克(Ludwig Feuerbach)則倒過來認為人往往擬人化地去想像上帝。因此不同的文化傳統,往往有不同的宗教想像,對上帝也就有不同的認知。

雅典作為一個當代的文化之都,自然有相當強的多元共容能力。他們不但尊敬鬼神,還恐怕因為自己的狹隘而有所遺漏。於是他們索性修一座壇,並註明是「未識之神」。

對於雅典人的滿天神佛,保羅並沒有一開始就予以否定,聖經只是說他「心裏著急」。對於他們的宗教多元主義,保羅只是客觀地表示,他觀察到他們「凡事很敬畏鬼神」,希望他們繼續以一個開放的態度,去考慮他跟著下來要說的。

他說:「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甚麼;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依壁鳩魯學派或許對於上帝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對於神居然要用人手服事這荒謬的觀點,卻是完全可以同意。

當然,說到「他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準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這似乎是他們比較陌生的聖經觀點。但相比於他們的原子論或者泛神論,這亦不是那麼難以嚥下。他跟著說:「其實他離我們各人不遠;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們也是他所生的。』」

有學識文化的雅典人,都會知道「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For in Thee we live and move and have our being”)是出於希臘詩人Epimenides。其實更貼切的翻譯,是「我們生活、行動和存有,都是在你裏面」。而這觀點,是斯多亞派的哲學完全能夠擁抱的。

保羅是用他們自己既有的文化傳統去跟他們對質,跟著才順水推舟地指出「我們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當以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藝、心思所雕刻的金、銀、石。」保羅在這裏不單是以他們能夠理解的觀點,更是用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理解,去處理他們偶像敬拜的問題。

當然,當保羅提到審判、復活的時候,又再惹來他們的譏誚。但他整篇的講論,卻完美地示範了跨文化信仰對談的可能。而事實上亦有幾個人都因此信了主,包括阿略巴古的官Dionysius 和幾個思想比較開明的希臘人。(17:34)

上帝無宗派,信仰無疆界

由保羅引用希臘詩人,讓我想到其實中國亦有非常豐富的文化傳統。如果我們相信上帝無宗派,信仰無疆界的話,我們又能不能用這些文化的產業,去進行跨文化的信仰對話?

我想起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園序》:「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在這裏,李白論到「天地」、論到「光陰」,也就是現代人所說的「空間」與「時間」兩個維度。他指出,「空間」不過是萬物暫時棲息的旅舍,而「時間」則是穿越百代的過客;處身飄浮不定、猶如夢境的人生,歡樂的日子又能有多少?

從一個跨學科對話的角度,我們可以說李白在這裏是將空間與時間,重新安置於人的「生活世界」,為抽象的物理概念賦予血肉;或者說,他讓我們重新感受生活未被科學切割得支離破碎之前的面貌。這回應了我早前提出的問題:對生命的研究、觀察和理解,怎樣影響和指導我們的具體生活?

你不能說李白對時間和空間的描述「科學」抑或「不科學」,畢竟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科學」,在李白的時代尚未出現;但對於世代以來欣賞詩詞的人,李白這句詩卻絕對是一個真實到肉的描述,有「深淵與深淵響應」的共鳴。

同樣,被視為出自摩西手筆的《詩篇》九十篇,亦讓人對生命有深刻的體會和想像:「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們的居所。諸山未曾生出,地與世界你未曾造成,從亙古到永遠,你是上帝!」For in Thee we live and move and having our being!

一直以來,宗教、文化和科學都好像水火不相容。一些人更指出宗教與科學之間存在著基本方法論上的分歧:譬如「創造」是基於信念與權威,而「演化」則基於科學與觀察。但會不會創造與演化在本質上其實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而沒有實質的矛盾?

我的意思是,在萬物演化過程中留下的任何痕跡,都可以成為日後研究、分析和推論的具體數據;那當然是屬於科學的範疇。可是,譬如,在宇宙開始的那一瞬間,並沒有一個人在那裏進行觀察、記錄和數據分析。換句話說,科學當然不能以它所沒有的資料和數據,去論斷時空存在以前的事情。那已是metaphysics 而不是physics 了!

當聖經的作者寫「起初,上帝創造天地」的時候,世界早已進入常態運作;聖經作者當然不可能是創造事件的目擊證人。而信徒亦不可能視之為上帝創造的證據。但科學卻確實沒有比宗教更高的權威,去為宇宙的來由作最終的發言。

又有一次參加一個書院辦的生活午餐講座。他們邀請了一位腦神經科教授,分享一個「活化大腦」的講題。開講之後,才知道講者是講論禪修對大腦和身體功能的好處。我當時的感覺是,當一位學者意外皈依一種宗教/哲學/生活方式,他總能夠將自己的學識專長帶到這興趣裏去,為這意外開發的新領域,賦予一件體面的學術外衣。

有趣的是,在我的席上剛好有一位資深的哲學系教授,講座後甫即忍不住指出,就算我們對嘉賓講者引用的科學數據不予爭議,但怎樣去運用(manipulate)那些數據,卻大有商榷的餘地。只是很多時這些「見證者」往往挾著斐然的學術成就,讓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某學科支持甚至證實某活動的客觀科學性」。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從腦神經科學的角度去考慮禪修,但對於佛教徒來說,禪修卻完全是另一個層次的事情。

公平點說,有時某些基督徒動輒就說「科學證明禱告大有功效」,或者「統計顯示基督徒更為成功」,我誠實地對於這類宣稱感到極端不安。因為信仰確實不是這個層次的事情。

有一次,愛恩斯坦被問到他對信仰的體會。他說「催生真正藝術和科學的基本情感,就是對神秘的體驗。要是誰對這樣的情感不再感到好奇、不再感到驚訝、或是根本毫無感知,那他確實無異於行屍走肉,就像一截被掐滅的蠟燭。感覺到萬物背後那心靈無法掌握的存在,它們的幽邃與美麗只會間接觸及我們 - 這就是信仰的涵意。在這個意義上,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是個具有虔誠信仰的人。」

倘若信仰是關乎「萬物背後那心靈無法掌握的存在」,那麼當你聽到科學或宗教「證明」或「推翻」對方一些甚麼的時候,你幾乎可以肯定至少其中一方是被扭曲了。

我總覺得,一個謙卑誠實的不可知論者,比一個無所不知的基督徒更有指望。

保羅在雅典戰神山舌戰群雄,並不是要表現他的學識淵博,而是因為他看見雅典人的迷失和無知而感到「心裏著急」。他所說的,並不是一堆經過高溫消毒、不經人手、包裝妥當的「信仰懶人包」;他不介意跟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對話,因為所說的,只不過是他知道並相信的。而這就是我在今天的經文所學到的功課。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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