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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近代中國三位傑出的教育家 Three Outstanding Educators in Modern China
經文：阿摩司書5章6至7節；詩篇90章12至17節；約翰一書4章7至12節及18至19節；馬可福音12章28至34節
講員：吳梓明教授
場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禮拜堂主日崇拜
日期：2021年10月10日
各位早晨！多謝高牧師的邀請，讓我有機會與崇基禮拜堂眾弟兄姊妹一同聚集、一同敬拜上帝。祝願 上主的恩惠及慈愛常與你們同在！
今年是崇基學院創校70周年，在高牧師的領導下，我們設計了一個「香江薪傳」校史本地考察計劃，與崇基的師生校友們一同反思基督教大學在香港承傳與蛻變的課題。因為疫情的緣故，我們不能夠大事宣揚，所以參加的人數不多，但參加者都是非常認真投入地思考。我們知道，崇基是一所基督教大學，我們承傳著國內13所基督教大學的教育傳統; 我們是「崇奉基督」、以博愛為基礎、致力提供「文武(身體智慧)雙全、德才(道德才華) 兼備、靈命俱長，達至全人教育」。我們記得崇基先賢、創校第二任院長為我們定下「德、智、體、群、靈」五育，凌道揚院長說：『知識必須要加上靈性的教育，才能達到「止於至善」的境界』。甚麼是靈性教育? 原來崇基所著重的是一種具「基督精神」的教育，是具有「基督的大愛、犧牲、和服務精神」的教育。
今日的主日講題是：「近代中國三位傑出的教育家」。我想和大家介紹近代中國三位傑出的教育家，他們有一共通之處就是他們都是出身自教會大學，他們不一定是基督徒，但是他們受過教會大學的基督教教育的薰陶，能夠被上帝使用，因為在他們的身上，我們可以見到他們的生命是洋溢著「基督大愛、犧牲和服務的精神」。
第一位傑出的教育家是陶行知(1891-1946)，陶行知在國內被尊崇為「近代中國偉大的人民教育家」。很少人知道陶行知是一位基督徒，他是1911年在南京金陵大學畢業(就是我們所說國內13所基督教大學之一的金陵大學)，在大學期間信主的。陶行知立志要「讀書為救國」，當畢業後獲得一份獎學金，他決定要去美國讀政治學，準備回國後為新政府服務。不過，1915年的夏天，他在美國日內瓦湖畔參加了基督教青年會YMCA主辦的一個夏令營。在營中他得到一個特別的召喚， 上帝呼召他轉讀教育，要他透過公立教育-面向新中國、為上帝作工。陶行知隨即轉往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攻讀教育學博士學位，成為了杜威的學生、也是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
回國後，陶行知協助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1868-1940)推動新中國教育的改革，積極推行一系列的教育改革運動，包括『平民教育運動』、『農村教育運動』、『普及教育運動』等。陶行知更獨力主張
『愛的教育』，為中國教育創造新文化。
1927 年，陶行知創辦一所實驗學校。曉莊師範學校雖然不是一所基督教學校，卻是注入了基督教信仰的元素:『愛』。陶行知說：
『曉莊是從愛裏產生出來的。沒有愛便沒有曉莊…愛之所在即曉莊所在』。『曉莊是從愛裏產生出來的』，這樣的思想是從那裡來的呢？對中國傳統教育文化來說，它不會是來自中國的人文哲學或甚麼主義思想吧；『愛的教育』就是一種新文化教育思維，這種新的文化就是來自基督教的信仰。陶行知必定是熟識《聖經》的教導，正如我們剛才所讀的新約經課《約翰壹書》4:7-8 所說:『愛是從神而來的! 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上帝。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神; 因為神就是愛』。
華中師範大學周洪宇教授曾多次斷言陶行知後來放棄了基督教信仰，但他也不得不承認「愛的教育」是來自基督教的。他也坦言說：
『(陶行知)所奉行的「愛滿天下」及其偉大的犧牲精神，是與基督教的博愛主張和耶穌「捨己為人」的救世精神有著某種思想淵源』。國內的學者雖然不是基督徒，卻不得不承認在陶行知的教育思維中可以見到基督教信仰的影兒、他們仍然尊崇他為「近代中國偉大的人民教育家」。
「愛的教育」其實就是「中國版」道成肉身的基督教教育。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汪維藩教授曾說過：「中國基督教」必須是「道(在中國) 成了肉身的基督教」。基督教必須要認同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與中國人民共同經歷苦難、在歷盡滄桑的苦難中孕育出一種具中國特色的基督教神學來，這才配稱為「中國基督教」。同樣地，「中國化」的基督教教育也必須是道(在中國)成了肉身的基督教教育。陶行知所主張的「愛的教育」其實就是「道(在中國)成了肉身的基督教教育」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最具「基督精神」、並且最能為中國人民接納的基督教教育。
第二位傑出的教育家是魯潔教授(1930-2020)，魯潔教授1980年代初擔任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系主任(1981-1986)，她1994年創立了南京師範大學道德教育研究所，成為近代中國道德教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基地。魯潔在1947年入讀金陵女子大學(也是一所教會大學)、是吳貽芳校長在金女大最後一批學生。鲁潔雖然不是基督徒，但她亦坦言她是在一個充滿基督教氛圍的環境中長大的(她身邊的親戚中，大部分的長輩都是基督徒)，她全家均出身自教會學校、接受過兩代的基督教教育，包括：她的父親[魯繼曾]就讀於之江大學、母親[楊進美]就讀於上海聖瑪利亞女子中學、姐姐[魯明]是在上海中西女中、哥哥[魯平](曾是港澳辦主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而[魯潔]本身則是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原來魯潔的父親更是陶行知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同學、同是讀教育學的。當魯潔在南京師範大學做教育系系主任的時候，她必定熟識南師大校園內所豎立陶行知的肖像，並且認同陶行知所主張的「愛的教育」和「以人為本」的教育理想。南師大校園內刻上陶行知的兩句名言:「捧着一顆心來，不带半根草去」，和「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成為了南京師範大學推動
「人本」教育的目標和口號。
當被問及自己的教育理念的根源時，魯潔這樣回答說：『對於一個從事教育學專業的人來說，真正讓我體悟到教育的真正意義的，不是書本，而是…我所敬愛的老師們、曾經為我「帶過路」的同學們…有
我曾經用自己的心靈與之相互溝通的學生們…對於他們，我只能用自己的生命…去解讀他們的生命，在我慢慢地讀懂他們時，也在慢慢地讀懂了一本用生命為我打開的教育學』。事實上，魯潔在南師大所提倡的「人本」(以人為本)的教育，就是承傳了她從金女大的老師和同學們身上所學到金女大的校訓：「厚生」(Abundant Life =豐盛的生命)和「以學生為本」的教育，加上陶行知的「愛的教育」，這些教育理念對近代中國教育的影響確實是深遠的。
1980年代，鄧小平在國內推行改革開放的政策，教育界亦是百花齊放之時，魯潔把握機會、提出了她對中國教育的診斷。她說：
『「文革十年」是中國經歷一場「去文化」、「去教育」的年代。因此，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教育必須進行另一場新的啟蒙運動，是「一種文化教育的復興運動」』。魯潔教授最值得敬佩的地方，不僅是因為她能夠對過往30年來中國教育所採用的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和蘇聯教育模式提出批判，更加精彩的地方是她能夠在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思想中， 重新尋獲教育與人的主體性問題的邏輯起點，她宣稱說:『教育是要引導人去創造一個新世界(走馬克思主義的路)，同時(教育)也要引導人在創造世界的過程中提升自己(兼容人文主義的精神)』。魯教授為中國的道德教育重新確立一個基本的使命，她說：『道德教育的基本使命就是要引導人走上「成人之道」，去做成一個人』；又說：『教育的原點是「育人」，教育的旨歸是「成人」-使人得以做成一個人』。陶行知被尊崇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魯潔卻被譽為是「中國社會主義教育家」;不過，魯潔教授這種「成人」的教育，其實就是用另一種的方式承傳了金陵女子大學的「厚生-以人為本」的教育和陶行知所主張的「愛的教育」，它也確實是與我們所說「具基督精神」的教育思維有相近似的思想淵源。換句話說，魯潔是與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相近，同樣是為教會大學的「厚生」、「全人教育」、和「愛的教育」找到了一條新的出路。
第三位傑出的教育家是章開沅教授(1926-2021)，我特別懷念魯潔教授和章開沅教授，因為我認識他們已有30年，魯潔教授是在去年[2020年]12月25日聖誕日離世、而章開沅教授剛剛在今年5月28日離世，短短的半年間痛失了兩位我至敬愛的老前輩。章教授曾是南京金陵大學的學生，他在金陵大學只停留了兩年(1946-1948)，但估不到自此以後他卻是與教會大學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因為國共內戰，他輾轉間被
送往接近武漢的中原大學，(奇怪的是，1951年中原大學被新政府實施的院校調整、結果是與華中大學[另一所教會大學]合併，後來成為了今日的華中師範大學)。也因為這個緣故，他認識了曾是華中大學首位華人校長韋卓民，與他共事多年，讓他能能夠從另一個角度深入些認識教會大學、也能進一步與教會大學「續緣」(re-connected)。
1984年，章教授剛剛58歲時，他獲政府委任為華中師範大學的校長，第二年1985年初，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劉子健教授回國訪問章教授， 他們兩位史學家都是1940年代中國教會大學的學生-劉子健教授是燕京大學、章教授是金陵大學的學生。在兩人談話間，劉教授突然提及研究中國教會大學的必要性及迫切性，並且他對章教授說：『我看你就是帶頭研究的最適合的人選… (三個原因) 第一，你原來是教會大學的學生，現在的工作單位前身也是教會大學，對教會大學有較多親身的體驗。第二，你現在是大學校長，對學校有總體的把握，比一般人更有利於研究教會大學。第三，特別是作為歷史學者，你既有這方面的專業訓練，更有責任來填補中國近代史研究中這塊空缺』。這真是一個突如其來(從上天而來)的挑戰(呼召)，[奇怪嗎?] 章教授卻是欣然接受了。
1986年(章教授60歲的時候)，他本來是一位著名的辛亥革命史專家，現在搖身一變，成為在國內推動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的領導人。30 年前，中國教會大學史研究是一門「險學」(危險的學科、學術界的禁區)，章教授卻為我們衝破禁區、使教會大學史研究成為中國學術界認可的一門新學科(國內的大學開始重現基督教研究中心、宗教研究中心等學術單位)。後來章教授因為專心研究他在金陵大學歷史系的老師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的檔案文獻，他更成為了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的專家，也為中國教會大學的歷史研究作了許多「活化」(我們學者稱之為「處境化」、「中國化」)的工作和見證、使它成為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一個重要的部分。
2017 年，崇基校牧室主辦了一次校史考察團，我們有幸到訪了華中師範大學章開沅教授。當時章教授已經是 91 歲的老人家，但在分享會上，他還是活力充沛地為教會大學作見證，告訴我們：『基督教就是愛的宗教』，教會學校讓他學會了『教育的靈魂就是愛、沒有愛的教育就是沒有靈魂的教育』。當時，坐在他旁邊的正是華中師範大學的黨委書記，但章教授仍然無懼地與我們分享過去30 年來他是怎
樣推動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並亦指出教會大學的基督教教育是與近年中國高等教育界所流行的「人文素質教育」及「通識教育」頗有相通之處。換句話說，章教授也確認了「教會大學的基督教教育」委實是近代中國教育思潮中一種另類的「通識教育/博雅教育」，也可算是近年流行的「人文素質教育」的一部分吧。
在今年 7 月校史考察團的總結分享會上，我們一位 50 年代的校友(大師兄)提醒我們崇基學院是「崇奉基督」，我們著重的「基督精神」、是要在學生的生命中表現出「基督的愛與服務」的精神。剛才提到三位傑出的教育家，他們都是出身自教會大學、受過教會大學的基督教教育的薰陶，更能被上帝使用，因為從他們的身上可以見證到他們是承傳著基督教大學所信奉的「基督精神」，也為教會大學作出了美好的見證。因為他們所宣揚的不僅是「愛的教育」，更是「厚生=豐盛生命」的教育; 他們的獻身不僅是為社會主義的中國服務、也是為近代中國社會/教育思維拓展出一套「以人為本、以愛為基」的道德教育來。我也發覺，若果我們是從這樣的角度看教會大學的基督教教育的話，今日我們所讀的經課便會顯得更有意思的。
今日的舊約經課，阿摩司先知勸籲以色列人要尋求耶和華、就必存活(摩 5:4)。尋求耶和華是甚麼意思？原來有三個重要的元素：
「 尋求公義(Righteousness) 、 尋求善 (Goodness) 、 懂得愛/ 施恩
(Love/Grace)」(摩 5:7、14、15)。新約書信約翰壹書 4:8 更清楚的說:
「神就是愛」，尋求耶和華就是尋求愛，「因為愛是從神而來，凡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約壹 4:7)。我剛才提及的三位教育家，都有一個共同點，是主張「愛的教育」，陶行知說：『曉莊是從愛裏產生出來的。沒有愛便沒有曉莊…愛之所在即曉莊所在』。魯潔教授也強調要愛我們的學生，幫助我們的學生成人(教人求真、學做真人)； 章開沅教授更確認說：『基督教就是愛的宗教』。我們剛剛所讀的新約福音書信也說明了耶穌的看法，當文士追問耶穌誡命中那一條是最緊要的時候，耶穌回答說：『第一要緊的是：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 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可 12:30-31)。換句話說，基督教就是關乎「愛神愛人」的宗教。
1950 年代，教會大學在國內消失了，取而代之是馬克思主義及蘇
聯教育制度的模式，但到了80年代，隨著國內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
過往教會大學所推行的通識教育、博雅教育、包括以人為本的教育、愛與服務的教育，在國內又陸續重現出來。可以說，過往教會大學所推行的教育傳統現在是以另類(蛻變)的方式被承傳下來了！這豈不也是一種
「道成了肉身」(蛻變出來)的基督教教育嗎？
崇基學院創校至今已經踏進 70 周年，我們一直是承傳著13 所教會大學的基督教教育傳統，我們也是確信，「基督教就是愛的宗教」，「基督教教育就是愛的教育 – 包括愛上帝、愛國家、愛人民」。我們是「崇奉基督」，宣揚及實踐基督的大愛與服務的精神，為學生提供「文武(身體智慧)雙全、德才(道德才華) 兼備、靈命俱長， 達至全人的教育」。我們是從事教育工作者，我們相信，過去的先賢、我們的老師、教授們、同學校友們、也是傳承著基督大愛與服務的精神，並且發揚光大、就像剛才提及的三位傑出教育家一樣。教育是屬於播種的工作，我們也是播種了「基督的大愛和服務的精神」，崇基學院過去的 70 年是這樣，今天我們仍然是這樣，我們要努力地播種這種具「基督精神」的教育種子，並且祈求上主繼續使用我們，並加上(上主的)祝福。就好像今日我們所誦讀的詩篇經課 90 篇最後一節(第 17 節)所說的，我們不斷的禱告，就是：『主啊！願祢堅立我們手所作的工，我們手所作的工，願你堅立』。啊們！
